文化记忆的死与生——读《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

作者：赵青新
原文链接：《文化记忆的生与死》
在搜索引擎当道的现时代，我们还来说“记忆”这个话题，似乎有点落伍。但是，记忆、尤其是文化记忆，它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担当了重要的任务，传承、塑造和改变了历史发展的轨迹。德国学者阿莱达·阿斯曼是“文化记忆”理论的奠基人之一，她的代表作《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潘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是一部厚重的作品，探讨文化记忆的形式与变迁。

(德) 阿莱达·阿斯曼 / 潘璐 / 北京大学出版社

                记忆曾经是一种很重要的“术”。追溯它的源头，有一个古希腊时期的传奇故事，宴会大厅的屋顶突然坍塌，诗人西蒙尼戴斯凑巧提前离开，他在事后居然能够一一回想起列席的诸位和他们所坐的位置。从那时起，记忆术被发展成为一个可以习得、用途颇广的技巧。从西塞罗到文艺复兴，从莎士比亚到华兹华斯，从海因里希·海涅到E.M.福斯特，阿斯曼以一个具体的历史事件或人物开始，引出相应的理论、概念或方法。尽管对不熟悉西方文化背景的中国读者而言，有些内容可能略显陌生，但作者纵横自如的讲述和开朗大气的视野依然相当引人入胜。
以第三章《莎士比亚历史剧中的回忆之争》为例。为了解答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洲人关于回忆和身份认同的困惑，譬如1989年柏林墙倒塌之后的种群融合，阿斯曼进入莎士比亚历史剧的相似处境中去挖掘根源。亨利四世在临终之际给他儿子传授的著名的政治理念：“因此，我的亨利，你的办法是到国外去行动，让那些心怀叵测的人们忙于境外的争执，消磨掉他们对往日的回忆。”阿斯曼揭示了一个道理：我们以为历史书写是为了保存记忆，事实上，被保存的记忆的另一面是那些被放弃、掩盖和篡改的记忆。阿斯曼说，“莎士比亚用他的历史剧使自己成为创建一个新的国家神话的合作生产者。”推而广之，历史回忆的确是民族国家身份认同建立的重要手段。每个国家、民族都强调历史传统，而传统之形成即扎根于文化记忆的淘洗与沉淀。

                本书分为三大部分：功能、媒介和存储器。以上内容属于第一部分，回答了文化记忆是为了什么、我们为何要费心去研究它的问题。关于真相和解释，我们都需要做出进一步的思考。关于媒介和存储器，同样是让人感触良多的问题。
我们惊讶于亚里士多德的渊博、达·芬奇的天才，难道他们真的拥有“最强大脑”吗？这些才识卓越的人通过有意识地强化训练，可以在脑子里根据一个熟悉的建筑想象构造出一个记忆的场所，按照一定规则和顺序盛放他们的记忆。这种超强记忆术现在除了舞台上的专业炫技表演已经很少了。从完全依赖大脑到文字、纸张的出现，到印刷术的发明使用，到如今互联网时代电脑部分地代替了人脑，这固然是技术革新的进步结果，将人类从一些繁琐的工作中解放出来，然而从另一个角度却又印证了人类机能的退化。我们很少再去积极建构自己的记忆，如今的文化产品往往具有让人迅速遗忘的脆弱性。
阿斯曼说：“回忆与遗忘是不可分割的，这是本书贯穿始终的论点，遗忘是回忆的必要组成部分，并与其相融合。”阿斯曼讲述记忆媒介并非仅停留于技术层面，还把身体、地点也列入其中。尼采说：“痛苦是记忆术最为强有力的辅助工具。”伤疤和伤痕代表的身体记忆比头脑的记忆更可靠。这其实意味着，强烈情感是一种记忆的增强剂。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广场、纪念碑、地标性的建筑？是为了唤起身临其境的人们的情感。处在今天的消费文化的氛围之中，在一个物质生产不断增长、更新弃旧越来越快的社会之中，何者留存、何者丢弃，似乎变得难以选择却又那么随心所欲，因为我们的记忆里现在已经很少投射进情感的需求。
阿斯曼在结尾处以废弃物的形态表达“回忆与遗忘”的矛盾统一。在遗忘的荒原上，当代艺术家制作了许多记忆模拟作品。如果未来某一天，我们收到很多年前寄给自己的信，是不是还能找回存储在时间胶囊里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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