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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解读｜旅游与动物

来源：萌宠菠菠乐园时间：2024-09-14 12:15

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第一阶段会议在春城昆明拉开帷幕之际，本期【深度解读】栏目聚焦于旅游与动物的关系解读。中国是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强有力支持者与贡献者。伴随着生态文明建设、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等国家发展战略与思想的落地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物种种群质量与数量恢复等议题开始进入公众视野。保护与发展的激烈纠葛、人与动物的频繁互动，使得人与动物在多元尺度空间中的和谐共生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核心议题，越来越多基于中国本土的案例开始涌现。其中，旅游是探析人与动物关系的重要视角，也是展演人与动物协同与冲突的互动过程的绝佳途径。

本期栏目的主题之所以没有定义为野生动物旅游，是因为旅游业作为复杂的巨系统，旅游与动物的关系应具有多样性特征。除了专门以野生动物为核心吸引力开展的野生动物旅游，役畜、家禽甚至昆虫等均作为重要的行动者，成为开展各类旅游活动不可或缺、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例如，乡村旅游地中的观赏花海旅游项目之所以能够顺利开展，除了油菜花、薰衣草等农业旅游景观的打造，还与传授花粉的蜜蜂，以及依靠蜜蜂维持生计的蜂农密切相关。就我自身的研究而言，除了解析野生动物旅游地利用野生动物为旅游经济服务的过程，还关注被不同群体饲养的宠物以及供游客骑乘、拍照的家畜如何与人类一起共构特殊的旅游地。

对于话题多元化的考量，还体现在这次所邀请到的四位优秀学者所开展的深度研讨中。他们拥有不同的学科背景，均长期深耕于旅游与动物领域，但关注的视角与研究话题却又各不相同。希望以此【深度解读】栏目为契机，加深国内学者对于旅游与动物研究领域的了解，碰撞学术火花，引发相关思考并吸引更多学者加入到研究队伍之中。

Tourism and Animal

组织者简介

尹铎

广州大学地理科学与遥感学院副教授

粤港澳大湾区移民治理与城市发展智库副主任

研究方向：农（渔）业经济与边疆发展、旅游与休闲视域下的人与动物关系

嘉宾简介

丛丽

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旅游管理系副教授

研究方向:野生动物旅游与国家公园研究

崔庆明

华南师范大学旅游管理学院旅游管理系特聘研究员（青年英才）

研究方向:可持续发展、生态旅游以及野生动物旅游等

刘炎林

毕业于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动物学博士

现任职于中国猫科动物保护联盟，科学主任

主要工作：中国本土野生猫科动物的调查和保护

高权

新加坡管理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研究员

研究方向：社会地理与旅游地理学

对话与解读

尹铎

“旅游与动物”是一个非常宽泛的研究话题，能否请各位老师根据自身学科范式与关注对象，向大家介绍所关注的研究议题与研究视角？

刘炎林

研究谈不上，我是从事野生动物调查和保护工作的，工作涉及的类群主要是中国的有蹄类动物（如藏羚羊、藏野驴与野牦牛）和食肉目动物（如棕熊、雪豹、豹、荒漠猫与豺）。在工作过程中，比较关注的话题是濒危哺乳动物的恢复、人兽冲突问题的缓解以及动物保护的公众参与。首先，濒危哺乳动物，特别是大型哺乳动物，往往也是备受社会关注和喜爱的旗舰物种。同时这些物种还会与当地居民发生冲突，威胁财产和人身安全，如何缓解人兽冲突，是保护和恢复濒危哺乳动物的关键。此外，公众参与是动物保护的重要推动力，包括与动物共处一地的农牧民，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社会公众。这三个话题均与旅游有重要关联。组织良好的旅游活动相当于另一种形式的转移支付，能够为旗舰物种的保护筹集资金，分摊人兽冲突的成本，并且建立公众与动物保护的联系。

丛丽

自读博开始，我个人一直关注野生动物旅游研究这个话题。我个人研究中比较多的基于地理学视角，结合中国野生动物旅游发展的实践，多角度描绘中国野生动物旅游者的图像特征，多生境类型进行实证，分析野生动物旅游体验过程及影响因素，涉及到的话题包括：基于游客体验视角分析野生动物旅游者的时空行为、风险感知、环境态度、场所涉入和游憩情感等；覆盖的生境类型包括：野外生境（例如：以卧龙自然保护区为代表的大熊猫国家公园、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澳大利亚班布里海豚探索中心）、半圈养生境（例如：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广东长隆野生动物世界、北京八达岭野生动物园）和圈养生境（例如，北京动物园），以中国不同野生动物及栖息地为研究情境，对比中国和西方国家野生动物旅游体验过程的异同，进一步揭示“旅游者-野生动物-栖息地”之间的互动规律。

我最近关注的话题是自然保护地的野生动物游憩情感分析，重点关注游客在游览以国家公园为主的自然保护地时遇见野生动物是否会增加游客的敬畏感、恐惧感、惊喜感或幸福感等具体情感类型，而这些不同情感特征是否会对游客的负责任环境行为产生影响，进一步增强游客对野生动物及保护地的喜爱和敬畏情感。中国的自然保护地体制战略进入改革建设的关键时期，而对于如何开展游憩活动，如何在保护野生动植物资源及生态系统的前提下，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游憩需求，是关乎人民福祉提高和国家生态文明战略落实的重要问题，也迫切需要学者们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讨论分析和论证。

崔庆明

我关注的主要话题是野生动物旅游的可持续发展。现在全球的生物多样性保护面临巨大的挑战，联合国的一个报告预测未来数十年内将有100万个动植物物种面临灭绝风险，有学者甚至认为地球正经历第六次物种大灭绝，野生动物保护刻不容缓。在此大背景下，我的研究围绕“旅游如何促进野生动物保护”这一核心问题展开，探讨旅游如何有助于实现第14、15个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具体以灵长类旅游和大象旅游为研究对象。

我认为野生动物保护是一个跨学科问题，它当然跟自然科学有关，但社会科学的视角也不能忽视。我主张将野生动物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放到更广泛的社会文化情境中进行考察，不同时空背景下人们发展出不同的与野生动物之关系，野生动物保护必须建立在对那些根植于社会文化情境中的人与野生动物关系的理解之上。野生动物不是纯粹的自然之物，而是社会与自然的混合体。因此，理解野生动物旅游，既要了解野生动物的自然面相，也要了解其人文面相。

基于此认识，我对旅游中的动物伦理问题进行了情境主义(contextualism)考察。西方主要的动物伦理基本都是理性化的、规范性的、一元论的，并未考虑不同社会情境下人与野生动物关系的复杂性，在指导具体野生动物旅游实践时有诸多问题。比如我们对泰国大象旅游的研究中(Cui & Xu, 2019)，发现无论是激进的动物权利论、温和的动物福利论，还是注重“关爱”的生态女性主义，都无法指导解决旅游业中的大象福利问题。旅游业的优势是用经济手段解决动物生存和福利问题，因此不得不考虑市场需求。中国人对不同野生动物有不同的想象，我们用差序格局来形容中国人与野生动物的伦理关系(Cui, Xu & Wall, 2012)。中国传统儒家的动物伦理是贵人贱畜的，呈现出一种差序格局，用孟子的话说是“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亲、民、物之间存在阶次。野生动物在差序格局中的位置由其“审美价值”(aesthetic value)决定，而审美价值与动物习性和文化密切相关，如猴与猿在中国文化中被赋予了不同的审美价值，也有不同的文化地位。“动物版差序格局”影响着现代旅游开发中对野生动物的安排，以及游客在活动中的感知和体验。我们对中泰两国的野生动物旅游研究皆说明社会文化视角在理解动物伦理上的重要性，而处理好人与动物伦理关系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我最近研究的话题是自然保护地的人与野生动物冲突。其基本逻辑是：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入以及我国对野生动物保护力度的加强，自然保护地中的野生动物种群有恢复和增长的迹象，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出现在保护地周边社区，造成各种损失。国家的财政拨款无法弥补巨额的生态补偿，旅游作为一种市场机制，可以带来额外的经济收益。这些收益既可以用于生态保护的工作经费，又可以补偿野生动物带来的损失，还可以通过社区参与旅游以提高社区收入水平，促进社区整体发展。但是在具体实践中，我们发现旅游在同时促进生态保护和社区发展方面的作用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有效(Cui, Ren & Xu, 2021)。因其复杂性，我觉得旅游如何促进或缓解人与野生动物之冲突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话题。

高权

在旅游与动物领域，我主要关注旅游经济背景下动物的社会建构和动物的伦理两个问题，也就是研究动物如何作为一种社会文化资源被卷入到旅游经济的生产中，以及对动物利用要合乎怎样的伦理准则。因为我的本行是社会文化地理学，所以我对旅游和动物问题更加关注空间、地方和流动性对动物和旅游的影响。旅游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个地理学议题，游客经济和旅游行为往往表现为对地方意义、符号和情感的消费和凝视。值得指出的是，从地理学人地关系的角度出发，动物不仅仅是一个供人类利用和消费的旅游门类（例如野生动物旅游、动物园等），更是构建旅游地方的一个重要维度。以往旅游研究主要把动物看做一种被消费和凝视的客体，而这会带来两个弊端：第一，忽视了动物本身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以及动物对空间和地方的塑造；第二，动物的福利和或者权利往往被漠视，从而不利于生态保育和旅游的可持续性。尹铎博士和我最近试图在这个方面做出一些努力。例如，我们最近对丽江古城宠物狗的研究发现，宠物狗是建构丽江古城浪漫化的地理想象的重要因素。宠物狗不仅迎合了生活方式型移民对自我实现和浪漫化生活方式的情感需求，也强化了丽江古城的地方形象和地方意义。

成为云南丽江束河古镇重要组成部分的宠物狗（图源自尹铎）

尹铎

感谢各位老师的介绍，那么大家在各自专业认知的判断下，认为国际学界对于旅游与动物研究的趋势与发展方向是什么？

崔庆明

我认为，国际学界的一个趋势是动物越来越被认为是重要行动者而纳入到学术研究之中，特别是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出现所谓的“动物转向”。一直以来，关于动物的社会科学研究都处在整个学科体系的边缘位置，相比于研究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被认为不甚重要。而近年来，欧美开始流行“后人文/人类主义”(posthumanism)的研究范式，反思西方传统人文主义的局限性，重新思考性别、种族、物种、赛博格问题（见Rosi Braidotti的著作），动物与人类的关系被重新审视，人类中心主义成为批评焦点。

旅游研究也开始更加关注动物议题，如世界旅游组织在2020年出版了亚太地区野生动物旅游可持续发展实践指南；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专门策划了动物伦理文丛；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将出版一期wildlife tourism的专刊；有更多关于宠物的休闲研究；最近几年旅游学者也陆续出版多本关于动物的集著。从数量上看，有更多学者开始研究旅游中有关动物的现象。但是我感觉大家的兴趣点差异很大，还没有在一个统一的学术主张下开展研究，从这个角度讲，我认为旅游研究还没有出现所谓的“动物转向”。

还需要注意的是，不同国家和区域的学者具有不同的兴趣点。上述后人文/人类范式更受欧美学者青睐，他们更倾向于将人与动物放置在平等位置去重新思考社会问题。澳大利亚有Wildlife Tourism研究协会，近两年每年都会举办年会，我参加过两次他们的线上会议，发现他们更喜欢从生态学和保护视角出发思考野生动物旅游，最近关注后疫情时代的野生动物旅游如何才能更加可持续等议题。非洲和南美洲的学者更加关注自然保护地的旅游如何促进野生动物保护等话题。学者的研究兴趣也根植于其身处的社会背景和思想传统之中，但欧美的思想、话语和理论依然占主导地位。

丛丽

从国际学者的相关研究来看，人与野生动物和谐共生是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共同目标。野生动物旅游，即以遇见野生动物为目的的旅游活动，一直备受国外学术界关注。学者们对野生动物旅游概念的界定主要有广义和狭义两种观点。广义野生动物旅游：以非家养的野生动物为对象的旅游活动，包括观鸟、观鲸、参观动物园和水族馆、观赏水下生命的潜水、狩猎以及休闲性垂钓等一系列的活动，既可发生在自然环境中亦可在圈养环境中（Shackley,1996; Newsome, Dowling, & Moore, 2005)。狭义野生动物旅游：是指在野外生境中，旅游者通过一系列非资源消费的方式和野生动物接触的过程和经历，如观察、喂食、摄影以及触摸等(Curtin,2010;Knight,2010)。达夫和迪尔登（Duffus & Dearden，1990）依据是否把野生动物从原来栖息地移走并夺取性命，将野生动物旅游分为三类：一是资源消费型的，例如狩猎和钓鱼；二是低资源消费型的，例如动物园、蝴蝶馆、水族馆等；三是非资源消费型的，如观鸟、海洋观鲸鱼和海豚等。此外，姆斯（Orams,2002）依据人与野生动物接触活动发生的场所类型把野生动物旅游活动分为野外生境、半圈养生境和圈养生境。

围绕旅游与动物研究的学科包括野生动物保护与利用、人文地理学和旅游管理等，以旅游产品的视角来看，国外发达国家的野生动物旅游研究主要集中于非资源消费型野生动物旅游，野生动物观光和摄影是典型代表活动，观鸟、观海豚、观鲸等旅游产品受到学者较多关注；以利益相关者视角来看，主要集中在对动物旅游的影响及动物旅游的博弈分析、游客满意度的测量和管理、社区居民对野生动物旅游的态度分析等。总结一下现有研究框架围绕“人-野生动物—栖息地”之间互动规律，未来研究中需要解决好野生动物旅游中涉及的三个人地关系要素：人的需求（即旅游者的需求）如何提升旅游体验质量；野生动物的主要视角，是如何减少旅游对野生动物的影响并丰富生物多样性；而栖息地的主要视角，是如何减少游客的干扰并保护生态系统完整性，未来会围绕这三个方向继续深化。

高权

我认为，动物被卷入旅游经济大概可以粗略的分为两类：（1）驯养动物或宠物；（2）野生动物。宠物与旅游是旅游研究近期才开始关注的话题，而野生动物旅游则是一个较为成熟的研究领域。

首先，宠物在旅游接待业中扮演的角色开始显现，特别是在西方发达国家。如在美国，宠物狗的数量超过七千万只，分布于大约五千万个家庭。而根据中国《2020宠物行业白皮书》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城镇宠物犬猫数量达到10084万只。可以说，宠物已经成为了很多家庭的一份子，也成为了旅游和接待业不可以忽视的一个因素。第一，与宠物相伴的家庭旅游已经成为了一种普遍现象。宠物不仅是构成家庭旅游体验的一部分，宠物主游客也希望他们的宠物在旅游接待业中被以“客人”的身份对待。而目前旅游研究对宠物主的旅游动机、体验和偏好的研究较少，特别是在旅游接待业中如何建构“宠物友好型”的服务环境是一个有意思的研究方向。第二，以宠物和宠物的情感消费为核心的新型接待经济也是未来的一个研究方向。例如学术界已经开始关注在大城市兴起的宠物体验店、宠物咖啡厅等消费空间。

其次，野生动物旅游是“旅游和动物”领域重点关注的问题，因为它涉及到旅游的可持续性以及环境和物种保育等人类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相对于其他旅游门类，野生动物旅游被认为是一种兼具了旅游经济和环境保育的、更加可持续性的旅游形式。但事实上，野生动物旅游在可持续性和动物伦理上都是一个非常具有争议性的问题。野生动物旅游是一个复杂的人地系统，要理清其对可持续性的影响，我觉得从多主体和多尺度出发，进行因地制宜的分析非常必要。例如，野生动物旅游可以分为观光型、圈养型（例如动物园、海洋馆）以及消费型（例如野生动物狩猎），它们对环境的干预程度都是不一样的。另外，从不同主体出发，野生动物旅游对自然环境、游客的旅游体验及其形成的环境知识、开发商的经济收益、以及地方社区的生活都会产生差异化影响，如何平衡这些影响而实现可持续性应该是野生动物旅游未来要关注的核心问题。

另外一个核心问题是野生动物旅游中的动物伦理问题。可以说野生动物旅游的目标是可持续性，但是可持续是谁的和怎样的可持续性？这就不仅仅是一个生态经济问题（定量评估旅游对生态的影响），还是一个伦理问题（人与动物的关系）。以往对可持续性的关注往往从人类中心主义出发，强调对动物的“可持续性”利用，也就是有限度的使用动物以维持旅游经济系统内部的再生产能力。现在对旅游和动物伦理问题衍生了很多流派，崔博士也有谈到。包括动物福利主义（animal welfare）、动物权利主义（animal right），功用主义（utilitarianism）、生态中心主义（eco-centrism）和生态女性主义（eco-feminism）等等。这些都不是普遍使用的伦理准则，而需要学者把问题放置在具体的社会背景和时空背景下分析。举个例子，动物权利主义强调动物应该具有在不受人类干涉的环境下栖息的权利，因为野生动物旅游应该尽量减少人对动物的干预。但是，在非洲某些地方，一旦离开了旅游业的干涉，野生动物更容易受到非法偷猎。

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响沙湾旅游地供游客拍照骑乘的骆驼

（图源自尹铎）

尹铎

谢谢各位老师，可以发现，学科背景以及所操持的视角不同，大家对于旅游与动物研究趋势的判断也具有差异。但是大家观点一致的是，伴随着全球尺度范畴内对于生态环境与动物保护的强调，动物对于组构各类空间与地方的重要性愈加彰显。那么基于中国情境，大家认为旅游与动物研究有哪些值得关注的问题？这些问题的探索又会对已有研究提供何种学术贡献？

丛丽

随着生态文明发展战略的提出，我国提出了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目前已建立2个以保护野生动物为主题的国家公园：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和大熊猫国家公园，此外其他8处国家公园中的生物多样性也非常丰富，具有典型的生态系统代表性，而未来国家公园空间内一方面需要承担保护野生动物的功能，另一方面也应该发挥游憩和自然教育的功能，提高人民福祉。自然保护地生态红线的识别与划定，是当前自然保护地体制建立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为避免“一刀切”的思维模式，对野生动物为主的自然保护地管理需要结合国家生态保护红线政策和自然保护地具体特点，美国鱼类及野生动植物管理局（United States Fish and Wildlife Service，USFWS或FWS）采用动态分区和弹性分区管理鱼类，美国比如佛罗里达州的海龟保护，只是在海龟上岸产卵的季节的夜间产卵时段加以保护，白天游客在沙滩上冲浪和晒太阳都没问题，候鸟保护地在鸟儿不在的季节完全放宽旅游限制。

鉴之，我国动物类型的自然保护地要开展符合中国国情的保护实践，在红线划定阶段应充分考虑自然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弹性，保留充足的生态廊道和弹性空间，同时也需要充分考虑游憩体验需求、人类干扰影响程度及生态系统可接受改变的极限，可以考虑实施动态分区(也可含季节性分区与生产性动态分区）。因此，迫切需要学者加强相关研究，加强对野生动物游憩者行为和偏好的分析和研究，加强访客行为对野生动物及栖息地干扰影响的研究和监测，加强对野生动物保护监测和保护成效的评价，加强对国家公园开展野生动物游憩和自然教育的管理措施讨论等，以此来更好的回答如何在以国家公园为主的自然保护地内，在哪些空间哪些季节可以开展何种形式的野生动物游憩活动，哪些游憩和自然教育活动是允许开展的？哪些空间可以开展游憩和自然教育活动？如何对访客进行管理？如何减少访客对野生动物及栖息地的干扰和破坏？如何实现国家公园的可持续发展等？

崔庆明

的确，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抓手是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保护地体系的改革将直接影响野生动物的栖息地及其旅游开发方式，但是这种体制改革对野生动物旅游的影响到底是什么目前尚未可知，我觉得这是未来值得关注的大问题。以下几个议题我觉得都是有价值的：中国野生动物旅游资源摸底调查和评价，旅游活动对不同物种的生态影响研究，野生动物旅游者体验研究，野生动物旅游者的环境教育研究，旅游如何促进解决保护地社区与野生动物冲突研究等等。

除了野生动物之外，其他类型的动物当然也值得关注。比如旅游中役畜的福利问题，希腊的圣托里尼岛对坐毛驴上山的游客体重和行李重量做了规定，预防毛驴不堪重负，但中国似乎还未有引起大量关注的类似案例和研究。再如，日常休闲和旅游中的人与宠物关系问题，一方面要理解宠物对于人们社会、心理和生理福祉的作用，另一方面要规范城市的宠物管理，减少人与动物休闲空间的冲突。再如，流浪宠物造成的生态问题在最近也有越来越多的关注度。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本质上要求发展人与自然/动物和谐关系，这要求我们关注不同类型的动物，相应的和谐关系也应具有不同的内涵。

每一个研究都有其内在的学理逻辑，都有其想要继承和对话的学术脉络，都有其想要做出的学术增量。有关动物的研究话题纷繁复杂、学派林立，很难做出总体评价。但对动物相关问题的探索，总体上可以增进我们对人与动物关系的理解。动物在我们的生活中其实扮演着各种各样的重要角色，但是大部分人对这些关系的了解很少，甚至兴趣寥寥。我在开《野生动物旅游管理》公选课时，发现很多学生对野生动物很感兴趣，但是大部分人对相关问题没有感知和体验。通过对动物相关问题的研究，引起更多人对其他物种的了解和关心也很重要。

高权

那我从社会文化地理学的角度谈一下。我前面已经谈到，“旅游和动物”的核心问题是可持续性和动物伦理问题。我觉得这些问题是具有普世性的，在中国也值得关注。另一方面，中国又具有特殊的政治经济系统和和制度的优越性。像“生态文明”和“人与自然共同体”这些国家战略或者宏大的话语叙事，西方新自由主义国家应该是很少提的，因为他们没有中国这么强大的国家能力（state capacity），也就是国家权力自上而下对社会空间和自然环境的塑造能力。因此，我觉得值得关注的问题有两个。第一，生态文明作为一套话语是如何在地方旅游经济发展中落地或者被实践的，这种生态文明实践又如何重塑人与自然、人与动物的关系？第二，在具体的野生动物旅游过程中，各个旅游行动者自下而上形成怎样的环境主体性。也就是说，在参与野生动物旅游过程中，通过人与动物的互动，游客会形成自己的环境观念和对人与动物关系的看法。这种自下而上形成的环境主体性往往比国家的政治宣传（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更具有影响。总的来说，让野生动物旅游兼具经济发展和环境教育的功能，是对生态文明建设的贡献。

刘炎林

我认为值得关注的问题有：基于动物魅力的旅游对动物种群和行为的影响和收益分配机制。动物观赏旅游作为特种旅游，在旅游市场中比重不高，不过随着自然爱好者群体的增加，这种旅游有方兴未艾之势。全国各地观鸟团、观兽团层出不穷，也有地方用投喂的方式招引动物、吸引大众旅游游客。然而，旅游活动对于动物种群和行为的影响，目前缺乏严谨的评估。对于可持续的动物旅游来说，需要确定旅游活动频率和强度的阈值，需要将旅游活动控制在某个水平，以免改变动物的数量、分布和行为。其次是旅游活动的收益分配机制。旅游活动有多种主体，主体不同，收益分配模式不同。在一些国家公园的动物观赏特许经营活动中，通过村民主体的协商，指定将部分收益全村共享，并且划拨一部分用于保护工作。

泰国考艾国家公园大象观赏旅游项目

（图源自崔庆明）

尹铎

大家认为新冠肺炎疫情作为突发公共卫生安全事件，对于旅游情境下的动物生存及动物旅游地发展会带来何种影响？国家能够从政策维度进行哪些层面的有效治理？

崔庆明

新冠肺炎疫情对野生动物（旅游）的影响是多重的。首先，因为新冠肺炎是人畜共患病，野生动物也有被感染的风险。一项发表于英国《自然》杂志的文章发现，美国东北部三分之一的白尾鹿体内都存在新冠病毒抗体，这表明它们已经感染了新冠病毒。某些野生动物如猫科动物、灵长类动物是易受感染物种，世界上发生多个动物园的猫科动物传染新冠病毒的案例。所以，疫情其实对野生动物的健康也造成了威胁，特别是那些与人类互动频繁而又易感的动物。

第二，疫情导致的旅游经济衰退对野生动物保护工作是巨大的打击。根据世界旅游组织的报告，全球旅游业在2020年遭遇了有记录以来最糟糕的一年，国际游客人数下降了74%。由于需求下降和旅行限制，2020年全球目的地的国际游客比上一年减少了10亿人次。那些需要依靠旅游业筹措资金进行生态保护的地方面临困境。世界多个城市动物园因为资金缺乏面临运营危机，如德国新明斯特市动物园、南京红山动物园等。泰国的大象营因为没有游客，没有经费喂养大象；春武里的老虎园永久关闭；华富里的猕猴因没有充足食物在街头打架斗殴等等。东非的山地大猩猩保护依赖旅游收入，旅游业中断造成保护资金缺乏；疫情导致当地经济衰退，盗猎活动增加。

第三，疫情对野生动物也有积极的影响。首先，疫情促使中国立法禁食野生动物，这对野生动物保护非常重要。其次，疫情前的野生动物旅游地往往存在过度旅游的现象，大量游客集聚对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的很多方面产生影响。疫情下游客量急剧下降，减少了游客对野生动物的打扰，有利于野生动物保护。这方面请见今年最新播出的纪录片《地球改变之年》。

疫情对野生动物旅游带来的影响有好有坏，在推出治理政策之前还需进行综合研究评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广泛而深远，不同学科的学者们还在继续调查、反思、讨论疫情带来的改变。疫情初起之时，很多期刊组织发表新冠专辑，旅游学者们反思人类对自然生态造成的压力和破坏，希望疫情能够让整个行业警醒，并能推进变革走向更为可持续的发展道路。但疫情至今还没有完全得到控制，行业变革也未出现苗头，人类是否能够记住历史教训、团结一致推动改变尚未可知。

高权

新冠疫情对旅游业的最直接影响是由于交通和人口流动管制带来的旅客数量和旅游收入的骤减。这对旅游业中的动物的影响是双面的。首先，这对野生动物栖息地是好的，因为这缓解了工业和服务业带来的环境压力，让动物的栖息地有喘息和恢复的时间。但是，对于之前被卷入旅游产业的动物而言，新冠疫情带来的影响更多是消极的。对于圈养的野生动物而言，由于疫情导致的资金断裂，很多动物园和海洋馆难以为继，无法为动物提供足够的食物和恰当的管理。例如由于资金断裂，德国一家动物园的老虎只能自生自灭或者牺牲动物园其他动物来喂养。而对于非圈养的野生动物而言，新冠疫情似乎让它们有了更宽松的生产环境，但事实并非如此。旅游业已经或多或少地改变了它们的生存环境、生存空间、食物来源甚至是行为习惯，这就导致了很多野生动物对人类和旅游业形成了一种相对平衡的依赖性。这种平衡一旦被打破，很多野生动物不得不重新适应新的生存方式。

对于政策维度的治理，我觉得可以在两个方面努力。第一，在新冠期间，对于旅游业中动物的应急预案几乎是没有的，以后可以建立健全这方面的政策。第二，旅游业也应该思考如何让野生动物具有更强大自主生存的能力（例如通过再野化让部分圈养动物具有野外生产能力）。这需要学者重新评估旅游如何塑造和改变了动物的生产方式。

丛丽

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短期来看对于旅游情境下的动物生存是个利好消息，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游客数量骤减，减少了对野生动物及栖息地生态系统干扰，很多野生动物数量在疫情期间得到增长；此外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也引起了人们环境伦理观的重新思考，传统的人类中心论主张人类评价自身的利益高于其他非人类，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人类可以对野生动物资源随意的开发利用；而非人类中心论中典型的观点派系如“生态中心论”，主要论断是人类应当把道德关怀的重点和伦理价值的范畴从生命的个体扩展到自然界的整个生态系统，野生动物也是生态系统重要组成部分，要考虑野生动物福祉。

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对于野生动物旅游目的地的影响是多维度的，原因如下：基于旅游经济发展视角，旅游市场遭遇寒冬，游客出游量减少，旅游目的地经济发展受挫；此外，从旅游地生态系统角度而言，游客数量减少，短期内减少了对野生动物和栖息地的生态系统干扰和破坏，有利于目的地生态系统的保护；而从社会效益来看，旅游目的地不能很好开展游憩和自然教育等活动，无法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不利于提高人民福祉。因而，综合来说，新冠肺炎疫情作为突发公共卫生安全事件虽然短期内促进了野生动物保护，但是从长远来看，对目的地的可持续发展是极为不利的，希望未来中国对于以国家公园为主的自然保护地体制建设中，在保护地的发展战略和管理策略制定时需要处理好游憩与野生动物保护的博弈关系，既要避免过度开发利用也不能完全保护，以实现野生动物旅游目的地的可持续发展。

刘炎林

新冠疫情对旅游活动影响极大，游客数量急剧减少，旅游收入大幅减少。不过对野生动物来说是难得的缓解。多地报道野生动物频繁出现于原先人流和车流较多的道路上，甚至卧龙保护区的大熊猫也是如此。另外，国外最新的研究揭示，野生动物也会感染新冠病毒，不过对种群的影响有待研究。一刀切的疫情管控对所有旅游活动均影响极大。从政策维度来看，分等级、分区域灵活管控，不仅对于恢复旅游，对于恢复其它经济活动，都是有必要的。

黄山猕猴谷与游客互动的藏酋猴

（图源自崔庆明）

文献导读：

[1] SHACKLEY M. Wildlife Tourism[M]. London: International Thomson Business Press, 1996.

[2] NEWSOME D, DOWLING R, MOORO S. Wildlife Tourism[M]. Clevedon, UK: Channel View Publications, 2005.

[3] CURTIN S. What makes for memorable wildlife encounters? Revelations from ‘serious’ wildlife tourists[J]. Journal of Ecotourism, 2010, 9(2): 149-168.

[4] KNIGHT J D M. Invasive ornamental fish: a potential threat to aquatic biodiversity in peninsular India[J]. Journal of Threatened Taxa, 2010, 700-704.

[5] DUFFUS D A, DEARDEN P. Non-consumptive wildlife-oriented recreation: A conceptual framework[J]. Biological conservation, 1990, 53(3): 213-231.

[6] ORAMS M B. Feeding wildlife as a tourism attraction: a review of issues and impacts[J]. Tourism management, 2002, 23(3): 281-293.

[7] REYNOLDS P C, BRAITHWAITE D. Towards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wildlife tourism[J]. Tourism Management, 2001, 22(1): 31-42.

[8] KNIGHT J. Making Wildlife Viewable: Habituation and Attraction[J]. Society & Animals, 2009, 17(2): 167-184.

[9] CURTIN S, KRAGH G. Wildlife tourism: Reconnecting people with nature[J]. Human dimensions of wildlife, 2014, 19(6): 545-554.

责任编辑/语音主播|| 尹铎广州大学地理科学与遥感学院

技术编辑 || 孙佼佼苏州科技大学商学院/复旦大学工商管理博士后流动站

封面/动图底板 || 图怪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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