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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焦虑的情绪调节策略及团体认知行为治疗

来源：萌宠菠菠乐园时间：2024-10-22 01:04

本文节选自《心理咨询理论与实践》

2019 年 8 月第 1 卷第 6 期

投稿：

https://www.sciscanpub.com/journals/tppc

编委会

《心理咨询理论与实践》

顾问：江光荣华中师范大学

（美）Robert Portnoy

北京师范大学

University Of Nebraska-Lincoln

主编：徐凯文北京大学

章劲元华中科技大学

编委会：（按姓氏首字母排序）

费俊峰南京大学

何红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胡月大连理工大学

孔燕中国科技大学

赖海雄武汉大学

刘明波复旦大学

李桦中山大学

李焰清华大学

李艳合肥工业大学

李媛电子科技大学

彭萍湖南大学

施琪嘉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学院武汉市心理医院

宋宝萍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田宝伟北京交通大学

吴才智华中师范大学

吴和鸣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吴少怡山东大学

武志红广州武志红心理咨询中心

杨丽天津大学

杨文圣上海交通大学

姚斌西安交通大学

袁红梅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目的：探讨认知情绪调节策略与社交焦虑的相关及预测关系，验证团体认知行为治疗对社交焦虑及认知情绪调节策略的干预效果。方法：采用认知情绪调节问卷和人际交往焦虑量表进行问卷调查。从中选取社交焦虑得分较高并自愿参与团体的大学生进行为期8周的团体认知行为治疗，并在治疗过程中进行施测。结果：社交焦虑与自我责难、反刍、灾难化和责难他人呈显著正相关，积极重新评价与社交焦虑呈显著负相关；灾难化、自我责难、反刍、积极重新评价对社交焦虑有显著预测作用。通过团体认知行为治疗，大学生社交焦虑得分及灾难化、自我责难、反刍的消极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得分显著降低。结论：（1）自我责难、反刍、灾难化和责难他人与社交焦虑呈显著正相关，积极重新评价与社交焦虑呈负相关；（2）灾难化、自我责难、反刍、积极重新评价是社交焦虑的有效预测因子；（3）团体认知行为治疗对大学生社交焦虑有显著的干预效果；（4）团体认知行为治疗可以有效干预灾难化、自我责难和反刍的认知情绪调节策略。

引言

社交焦虑障碍是指对人际交往和正式社交场合的恐惧，同时伴有回避这些场合的行为以及明显的生理反应，如脸红、发抖、出汗、语言阻碍[1]，终身发病率为8%~13%[2]。社交焦虑在大学生中是较为常见的心理问题之一[3]，高社交焦虑的大学生通常具有内向不稳定的性格特征，不善交往，通常回避各种社交场合且自尊水平较低[1]，他们对生活中的威胁信息过分关注，这将干扰个人生活、人际交往，甚至带来较大的主观痛苦[4]。

团体认知行为治疗可以显著改善社交焦虑障碍的症状[5][6]，而且很多研究者将Heimberg[7]的手册作为治疗指南[8][9][10]。与个体认知行为治疗相比，团体认知行为治疗在巩固治疗效果和帮助来访者改变过度的自我关注方面有明显的优势[5][8]；团体治疗中可以利用人数的优势更多地进行角色扮演、提高暴露练习的方便性，同时可以将社交焦虑的问题一般化[11]。团体认知行为治疗被证实对社交焦虑有效后，研究者们又对治疗机制进行了深入研究:团体认知行为治疗可以有效地对期待过程、事后认知过程、忍受不确定性、高估社交成本、自动思维进行干预[5][6][8][12]，从而达到对社交焦虑的治疗效果，此外，团体认知行为治疗对情绪调节策略也有较明显的干预作用[12]。

在最近对情绪障碍的研究中，情绪调节策略被证明是影响情绪障碍的重要因素[13]。在研究情绪调节策略的认知过程中，Garnefski提出了认知情绪调节策略这一概念，是指个体为了实现目标，对其情绪反应的发生、体验与表达进行监控、评估和修正的过程[7][14]。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对社交焦虑的形成与发展中的中介作用也已被证实，人格特质、家庭教养方式都可通过认知情绪调节策略的中介作用，影响个体社交焦虑的发生发展[15][16]。目前可利用认知情绪调节策略问卷(CERQ)进行施测，量表中一共包含9种策略，分别是接受、积极重新关注、重新关注计划、积极重新评价、理性分析、自我责难、责难他人、反刍、灾难化，前5种为积极的策略，后4种为消极的策略。消极的认知情绪调节策略是影响焦虑情绪的主要因素，可以解释更高的焦虑变异量[17]；积极的认知情绪调节方式可以减少焦虑情绪[15]。

基于以往研究，虽然认知情绪调节策略是焦虑情绪的预测因子，但能够预测社交焦虑的认知情绪调节策略的研究结果不一[15][18]，所以本文的研究一将探讨认知情绪调节策略与社交焦虑的相关及预测关系；认知情绪调节策略作为影响社交焦虑的中介因素，虽有建议在今后的治疗中可以尝试改变情绪调节策略，但也缺乏相关治疗的研究，所以研究二中将探索认知行为治疗是否可以改变个体的认知情绪调节策略的使用及改善社交焦虑。

研究假设：

假设一：积极的认知情绪调节策略(接受、积极重新关注、重新关注计划、积极重新评价、理性分析)与社交焦虑呈负相关，消极的策略(自我责难、责难他人、反刍、灾难化)与社交焦虑呈正相关，并且消极的策略是社交焦虑的有效预测因子。

假设二：团体认知行为治疗可以有效降低社交焦虑情绪。

假设三：团体认知行为治疗可以改变认知情绪调节策略。

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一：认知情绪调节策略与社交焦虑的关系

2.1.1 研究对象

选取528名苏州地区的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回收有效问卷480份，有效问卷中，男生260人，女生220人。其中大一学生12人，大二学生348人，大三学生120人。

2.1.2 研究工具

(1)认知情绪调节问卷中文版(CERQ-C)[19]：包括接受、积极重新关注、重新关注计划、积极重新评价、理性分析、自我责难、责难他人、反刍、灾难化这9中策略。每个分量表4个条目，每个条目采用5级评分，“1”表示从不，“2”表示几乎不，“3”表示有时，“4”表示几乎总是，“5”表示总是。在某个分量表上得分越高，表明被试者就越有可能在面临负性事件时使用这个特定的策略。

(2)人际交往焦虑量表(IAS)[20]：用于评定独立于行为之外的主观社交焦虑体验的倾向。量表由15个自陈式题目组成，要求被试从“与我一点也不符”到“与我极其相符”做5级评定，9题为正向计分，4题为反向计分，分数范围为15(社交焦虑程度最低)至75(社交焦虑程度最高)。

(3)运用spss19.0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

2.1.3 研究结果

社交焦虑与认知情绪调节策略的相关关系如表 1。

由上表可知,社交焦虑与自我责难、反刍、灾难化和责难他人在 0.01 水平上呈显著正相关;与积极重新评价在 0.01 水平上呈显著负相关;与接受、积极重新关注、重新关注计划、和理性分析并未达到显著相关。

在逐步回归分析中,四个预测变量灾难化、自我责难、积极重新评价、反刍和社交焦虑的多元相关系数分别是为 0.31,0.37,0.39 和 0.41,这四个变量是社交焦虑的有效预测因子。

标准化的回归模型为社交焦虑 =0.24× 灾难化 +0.20× 自我责难 0.14× 积极重新评价 +0.12× 反刍。

2.1.4 讨论

消极的认知情绪调节策略与社交焦虑呈显著正相关(p<0.01)，说明较多使用自我责难、责难他人、灾难化和反刍的个体，越容易与高社交焦虑产生联系。积极重新评价与社交焦虑呈显著负相关(p<0.01)，说明较多使用积极重新评价的个体，越容易与低社交焦虑产生联系，这与以往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和焦虑情绪的研究结果一致[15][21]。在本研究中，社交焦虑作为焦虑情绪的一个分类，同样也和反刍、自我责难、灾难化和责难他人这四种消极的策略呈显著的正相关，与积极重新评价呈显著负相关。本研究的结果和以往的研究结果一致[18]。

在进一步的回归分析中，灾难化、自我责难和反刍对社交焦虑起到了正向的预测作用，而积极重新评价起到了负向的预测作用。应对方式的理论认为如果个体经常使用不适应的认知策略，就会更容易感到较大压力、焦虑、愤怒等不良情绪[22]。所以经常使用自我责难、灾难化和反刍这类消极认知情绪调节策略的个体，更容易产生社交焦虑的情绪，这和以往的研究结果也保持一致[15][21]。若个体在遇到焦虑情绪时，较多使用认知重评这一策略，则可以有效缓解焦虑等不良情绪[10]。

2.1.5 结论

(1)社交焦虑与认知情绪调节策略中的自我责难、反刍、灾难化和责难他人呈显著正相关，积极重新评价与社交焦虑呈显著负相关。(2)灾难化、自我责难、反刍和积极重新评价是社交焦虑的有效预测因子。

2.2 研究二:团体认知行为治疗对大学生社交焦虑的干预效果

2.2.1 研究对象

在研究一中选取社交焦虑得分较高并自愿参与团体的大学生，选取的标准为超过平均数一个标准差，最终选取的标准为社交焦虑总分大于59分。通过入组前的访谈确定实验组和等待组的大学生。实验组3名男生，7名女生；等待组4名男生，4名女生。在治疗的过程中，实验组脱落人数为1人，等待组脱落人数为2人。最终实验组9人，等待组6人，因人数众多，需要安排时间开始第一组的治疗，在研究进行过程中，等待组的成员被邀请来参加治疗，但因为时间冲突、无法联系参与意愿不强等原因，等待组的成员并没有参与治疗中来。

2.2.2研究工具

认知情绪调节问卷中文版(CERQ-C)、人际交往焦虑量表(IAS)、 Cognitive-behavioral group therapy for social phobia[7]、《情绪障碍跨诊断治疗的统一方案》[23]、spss19.0。

2.2.3统计方法

配对样本t检验，多元回归分析。

2.2.4研究设计

研究二中的自变量为干预方式(是否实施团体认知行为治疗)，因变量为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和社交焦虑的前中后测得分。研究二中设置实验组与等待组。对于实验组来说，前测为研究一中的施测结果，中测为团体认知行为治疗第三次后的施测，也就是认知重构完成后施测，后测为团体治疗结束时的施测，也就是在暴露练习完成后施测；等待组不做任何心理干预，施测时间与实验组相同。团体认知行为治疗的流程及入组前的访谈将Heimberg和巴洛的治疗手册作为参考。

在正式进行团体认知行为治疗之前，需对筛选出的社交焦虑大学生进行入组访谈，筛选出自愿且适合参加团体治疗的来访者。团体认知行为治疗一共8次，包括3次认知重构、4此暴露练习、1次总结与回顾。认知重构的内容包括介绍和讲解社交焦虑的认知行为模型[24]、团体辅导的模块、自动思维和认知偏差、与认知偏差做辩论、生成合理的替代性评价。暴露练习的内容中包含了认知重构的部分，根据前期收集的社交场景的害怕等级，从低到高进行暴露练习。详细的治疗过程和治疗技术见附录。

2.2.5 研究结果

实验组和等待组的社交焦虑得分、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得分的前中后测的变化如下表:

实验组和等待组的社交焦虑得分在前测时没有显著差异；在团体治疗进行3次后,实验组社交焦虑得分显著下降；在治疗结束后，社交焦虑得分进一步显著下降。

实验组反刍、灾难化和自我责难得分在中测和后测中都有显著下降，并且得分显著低于等待组。

除责难他人在后测中存在组间差异，等待组后测中接受的得分显著下降外，积极重新评价、积极重新关注、重新关注计划和理性分析的得分在实验组和等待组的前中后测中都没有显著差异，并且实验组和等待组也没有存在组间差异。

2.2.6 讨论

本研究中，在实验组社交焦虑的前中后测比较中，得分均有显著下降；在实验组和等待组在后测比较中，实验组社交焦虑得分明显低于等待组，说明团体认知行为治疗对大学生社交焦虑的降低有显著的疗效。团体治疗中的认知重构可以帮助来访者改变不良的认知，减少回避行为的发生以及过度的自我关注，从而缓解社交焦虑情绪。暴露练习作为团体认知行为治疗的核心模块，为来访者提供了一个安全的，并且可以让来访者持续暴露于某些社交场景的环境。因为社交焦虑个体通常会高估社交成本，也就是自己的付出和结果不成正比，暴露练习则可以让来访者知道，其预想的糟糕结果可能并不会发生[5]。

在本研究中，灾难化、自我责难和反刍在组间对比和组内后测对比中得分均显著下降，说明团体认知行为治疗可以有效改善灾难化、自我责难和反刍这三种消极的认知情绪调节策略。积极重新评价并没有得到显著的改变，在以往研究中，如果采用传统的认知行为治疗，积极重新评价确没有发生显著变化[25]，但在另一部分研究中，在认知行为治疗中加入了正念，这样可以使得积极重新评价发生显著变化[10]。灾难化得分在组间中测比较中没有显著降低，在后测中显著降低，并且实验组得分显著低于等待组，说明其中的暴露练习，可以有效帮助来访者减少使用灾难化这一策略。暴露练习可以让来访者重复面对害怕的社交场景，充分感受情绪而不是回避情绪；也可以让来访者相互反馈，改善来访者事后的认知过程；通过分享彼此的经验，在团体中形成了社交网络，这样的联结使得暴露练习更加有效[26]。自我责难和反刍在中测时就有显著的变化，证明在三次认知重构后，来访者已经减少使用自我责难这一策略的频率。社交焦虑个体一般会把注意力放在自己消极的信息上，如果达不到自己设定的高标准，则会责怪自己[27]。认知重构中包含的注意力矫正，可以使来访者发展出新的思维方式，直接挑战他们的注意点的有效性，减少其过多的自我关注，并且鼓励其将注意力转向更为有效的资源或信息上[8]。认知重构可以帮助来访者更合理地解释他们经历的事情，而不是对已发生事件不断进行反刍。

2.2.7 结论

(1)团体认知行为治疗可以有效降低大学生社交焦虑。

(2)团体认知行为治疗可以有效调节消极的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如:灾难化、自我责难和反刍。

讨论

3.1 社交焦虑与认知情绪调节策略的关系

本研究中证明了认知情绪调节策略与社交焦虑的相关及预测关系。个体片面地看待社交场景中的事件，如果不能灵活转变自己在社交场景中的注意点，并且不断沉浸在威胁信号中进行反刍，这将会导致社交焦虑情绪的发生[28]。从ERP实验中看，高社交焦虑个体更容易对社交场景中的威胁信息产生高度警觉，后期无法从威胁的信息加工中脱离，并且会对负性事件进行更深层的加工[29]。如果个体经常使用灾难化、自我责难或反刍的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当身处某种社交场景时，会更容易引起焦虑情绪；而高社交焦虑个体本身具有的生物学机制，会让其更多的使用不合适的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则会更加重其焦虑的情绪，形成恶性循环。

3.2 团体认知行为治疗对社交焦虑大学生的干预效果

以往研究中已经证明了团体认知行为治疗对社交焦虑障碍的有效性[5][6]。本研究采用与前人研究相同的治疗指南，对非临床意义上的社交焦虑大学生进行团体认知行为治疗，其有效性也得到了验证。

认知重构可以直接挑战每一位来访者的信念、假设。其次，认知重构中所运用到的技术可以补充和支持来访者信念的变化，使他们对社交危险的评估更实际，也可以降低他们的焦虑情绪，让他们获得成功的体验。

暴露练习首先可以减少来访者的回避行为;其次，可以让来访者在以往会回避的社交场景中学到社交技能;最后，暴露练习给来访者提供了检验认知偏差真实性的机会。在整个暴露练习中，也包含认知重构的各项技术，是对之前治疗的回顾和整合。

3.3 团体认知行为治疗对认知情绪调节策略的干预作用

团体认知行为治疗可以有效改善个体灾难化、自我责难和反刍的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因为在治疗中，包含了认知重构、暴露练习和家庭作业，可以有效挑战来访者的认知偏差，使其改善不合理的情绪调节策略[8]，并且可以让他们长期、重复地暴露于自己害怕的社交场景中，验证其不合理的预期，同时可以得到同伴的反馈。至于积极重新评价并没有显著改变，原因可能是参与治疗的来访者在接受治疗之前，已经在使用这一策略，导致来访者高社交焦虑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其较少使用积极重新评价这一积极策略，而是因为他们过多使用了消极的认知情绪调节策略。

3.4 展望与不足

本研究依然存在一些问题，有待在未来研究中进一步探讨和改进:

(1)男女比例不平衡。在团体治疗的过程中，女生多于男生，可能会对团体中的人际互动造成一定的影响。

(2)在团体治疗中，本研究选取的被试量太少，在今后的研究中，可以加大样本量，继续探讨灾难化、自我责难和反刍在团体认知行为治疗中的机制作用。

(3)本研究中，团体治疗并没有改变来访者的积极重新评价这一积极的认知情绪调节策略，根据现代认知行为的治疗方式，在改善消极情绪的同时，需要增强积极情绪，这样更有利于焦虑情绪的改善[24]。所以在今后的研究中，需要在认知行为治疗中加入正念的技术或方法帮助来访者增强积极情绪[10]。

结论

(1)消极的认知情绪调节策略(自我责难、灾难化、反刍、责难他人)与社交焦虑呈显著正相关，积极重新评价与社交焦虑呈显著负相关;

(2)灾难化、自我责难、积极重新评价和反刍是社交焦虑的有效预测因子;

(3)团体认知行为治疗对社交焦虑有显著的干预效果;

(4)团体认知行为治疗可以有效干预灾难化、自我责难和反刍的认知情绪调节策略。

参考文献详见：

https://www.sciscanpub.com/uploads/2019/09/02/tppc20191029v3.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