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该怎么对待流浪猫狗等边缘动物？

近些时候，各大城市捕杀流浪猫狗的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按照《动物社群》作者休·唐纳森和威尔·金里卡的分类，流浪猫狗等野化动物属于生活在人类社区周边的“边缘动物”，它们不似家养动物般与人类生活完全融合在一起，又不像野生动物那样拥有独立的栖息地。虽然人类总试图控制边缘动物的数量，但传统的暴力手段往往低效甚至适得其反。那么人类应该怎样对待边缘动物，进一步地，从动物权利论的观点来看，它们具有哪些权利呢？

以下内容均出自《动物社群：政治性的动物权利论》，为行文通畅有所删改。

野化动物

野化动物指那些脱离了人类直接控制的家养动物及其后代。我们最容易想到的就是那些离家或被遗弃的猫狗。但是也有一些规模庞大的野化农场动物种群，特别是澳大利亚，野化种群（包括猪、马、牛、山羊、水牛、骆驼）的数目达数百万。

第一代野化动物几乎都是人类不正义行为的直接受害者。不管是人类遗弃了它们，还是因为人类对它们太差而迫使它们逃离。很多野化动物无法独立生存——特别是在不太适宜生存的地方，我们可以想象很多可怕的结局（受冻、饥饿、疾病、被捕食、事故、被科学家抓捕并用于活体解剖、被动物管理机构抓捕并施以安乐死等等）。一想到这种残酷的处境，有人也许会认为让野化动物回归它们最初的家养状态是正义的要求。这对很多野化动物来说也许是适合的，比如那些刚刚逃跑或被遗弃的动物。但是，我们不要以为这个解决思路可以适用于所有野化动物。如果一个野化种群已经发展起来了，动物们已经开始适应新环境，那么让其回到与人类更近的关系中也许不符合它们的利益。

一项关于英国赫尔市野猫的研究发现，人类与野猫的关系呈现出一种有趣的多样性，野猫对于人类提供的食物、栖身处和接触的依赖性是不同的。有些猫群生活在城市的废弃区域，避免与人类接触；有些猫则生活在更接近人类的地方——例如人类居住和工作场所附近，或者在大型机构的场地，为它们提供食物、水、栖身处的那些人类非常了解野猫种群。某些猫群的数量接受着“捕捉—绝育—放归”计划的管理。很多猫似乎过着非常健康和独立的生活，打破了那种认为所有野化宠物一定都活得很悲惨且亟待人类拯救的刻板印象。

罗马市有一种更正规化的管理方式，在一个有古代寺庙废墟的大型城市街区设有一个猫庇护所。它位于街道路面以下几英尺处的一片区域，用围栏与外界隔开，但是围栏的缝隙足以让猫来去自如。庇护所的志愿者为猫提供食物、栖身处和医疗，还在实施疫苗接种和绝育计划。这里欢迎访客来与猫玩耍，有时也安排领养。

罗马猫庇护所与里面的猫

另一个有趣的例子是佛罗里达州基韦斯特的野化鸡。这些鸡的祖先因为基韦斯特居民想要蛋、肉和斗鸡而被圈养，其中有些鸡在逃跑或被遗弃之后，产下了这些后代。它们作为一个野化种群而生存繁衍，人类一直在留意着其中生病和受伤的个体并偶尔施以帮助。它们能减少蝎子及其他害虫的数量，而且为基韦斯特的生活增添了一个独特而多彩的面向。当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它们，有人反感它们带来的吵闹和脏乱，曾一直试图将其消灭，但现在它们在这个城市处于受保护的地位，居民们还在继续想办法与它们和平共处。

野化家养动物的数量一旦被认为过多，通常就会成为被管制的目标。全世界的很多城市都发起了扑杀行动，但是这些行为正变得越来越有争议。从巴勒莫到布加勒斯特再到莫斯科，人们关于如何处置野狗的讨论在持续升温，因为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探讨如何与边缘动物共存，而不是诉诸传统的暴力（且低效）的策略。野化动物一方面因被视为有害动物而成为被消灭的目标，另一方面还常常遭受与外来物种类似的指责，也就是说，它们被视为生态学上的异类，其存在本身就玷污了自然生态系统，特别是当它们的扩散开始越过城市边界而进入乡间的时候。而且，与在外来动物问题上的表现一样，这种担忧经常被夸大。但在不同的例子中，野化动物对生态系统的影响是极不相同的。

边缘动物

野化动物可以被归于一个更大的类别，即边缘动物。人们对动物的想象，大体就只有两类：家养动物，或野生动物。前者被挑选出来与我们生活在一起，后者则生活在野外的森林、天空和海洋，独立于人类活动，避免与人类接触。这种家养/野生二分法忽略了众多生活在我们之中（甚至城市中心地带）的野生动物，包括：松鼠、浣熊、大鼠、椋鸟、麻雀、鸥、游隼、小鼠，不胜枚举。它们既不属于荒野动物，也不是家养动物。有时候它们生活在我们之中是因为人类侵占或包围了它们过去的栖息地，使它们别无选择，只能尽力适应人类的居住环境。但是在另一些情形中，野生动物主动找上了人类居住区，因为与过去的野外栖息地相比，这里有更多的食物、住处和庇护，它们还能免受捕食者的威胁。

在荒野动物数量不断减少的同时，很多边缘动物的数量却在持续增加，而且事实证明它们非常成功地适应了人类居住区。然而，这不意味着它们与人类之间的关系总是很好，至少在一种动物权利视角看来并不是这样。相反，边缘动物遭受着各种各样的虐待和不正义，而我们一直没能意识到我们对它们负有特殊的关系性义务。这些动物在我们的日常世界观中是不可见的。基于我们对自然和人类文明的划分，城市空间在定义中明确与野外和自然的空间相对立。所以我们至少在思考和讨论如何规划与治理社会时看不到边缘动物。例如，城市规划很少（如果有的话）考虑到人类决策对边缘动物所产生的影响，而城市规划者也很少具备思考这些问题的意识。于是，边缘动物常常因建筑、道路、电线、围栏、污染、流浪宠物等因素而受到我们的无意伤害。作为物种而言，边缘动物也许已经适应了这些生活在人类中间的危险，但是很多个体却遭受了可怕而不必要的死亡。

边缘动物的不可见不仅仅导致冷漠或忽视。更糟的是，这也常常导致其存在的合法性被剥夺。因为我们预设野生动物应当生活在野外，所以边缘动物常常被指责为误闯人类居住区的外来者或入侵者，没有权利生活在那里。所以，每当发生冲突，我们都觉得有权除掉它们，不管是通过大规模的诱捕、遣送，还是扑杀行动（射杀、毒杀）。因为我们觉得它们不属于我们的空间，而自己有权用类似于种族清洗的手段来消除这些所谓的有害动物。

无论我们如何错误地对待家养动物和荒野动物，至少还勉强地承认它们有权利存在于它们的所在之处。但是边缘动物（即生活在我们之中的野生动物）的存在本身就被很多人视为不合法的，是一种对人类空间的冒犯。所以，很少有人发声呼吁保护它们，使它们免遭周期性的种族清洗，也几乎没有法律可以为它们提供任何保护。

一种很极端但也很典型的观点是，动物与都市生活是不相容的。但这种观点存在着根本性缺陷。首先，它完全是不现实的。我们下面会提到，大规模灭绝的行动是徒劳的，非但不起作用，还常常让事情变得更糟。更重要的是，这样做在道德上是站不住脚的。边缘动物不是来自别处的外来者或闯入者。在大多数情形中，市区就是它们的家和栖息地。

人类与边缘动物的关系

我们认为最好的方式就是用居民身份（denizenship）概念来理解与边缘动物的关系：它们是人类社群的共同居民，而不是公民成员。居民身份概括了这种独特的地位，它在本质上既不同于公民成员身份（家养动物），也不同于外部主权（野生动物）。与公民身份一样，居民身份也是一种应当受正义规范约束的关系，但它更松散，亲近性或合作性较低，所以包含了更少的权利与责任。一种居民身份体制是否公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基于何种理由减免了这些权利和责任。如果我们用一种旨在让居民永久处于次等地位的方式去界定这些权利和责任，那么居民身份马上会变成剥削和压迫之源。但是如果我们以一种更具互惠性的方式减免了权利和责任，而且这是为了更好地满足居民自身的特殊利益，那么居民身份就可以成为一种确立正义关系的手段。而正义的关系大概应包括以下原则：

1.保障居留权

不管是在人类的还是动物的情形中，居民身份的一个核心要素就是居留权——不被视为属于别处的异类或外来者，而被视为与我们同属于这里的居民的权利。虽然我们可以在最初正当地通过采取抑制措施或设置障碍来防止那些投机的或外来的边缘动物迁入和繁殖，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渐渐获得了居留的权利。不管这些个体是如何开始居留在一个社群的（合法还是非法，受欢迎还是不受欢迎），他们居留越久，移居到其他地方的机会就越少，而居留权相应会增强。

2.公平的互惠性

首先，虽然有些边缘动物的确会寻求人类的相伴，我们必须注意这些也许需要或想要与人类建立更亲近关系的非典型的边缘动物，但这不意味着我们应当促进这种个体的数量增长。人类在试图拉近与边缘动物的关系时应当格外谨慎，例如喂食或以其他方式亲近它们的时候。许多人类—动物之间的冲突都源自这种干预。数量的增加和对人类的依赖会使这些动物被视为麻烦或威胁，其结果肯定会对动物不利。例如，袭击人类或动物的那些“成问题的”郊狼往往接受过人类喂食。喂食熊、鹿或鹅，这看上去是一种对动物有利的积极干预（有时的确如此），但是在采取这样的行动之前必须全面考虑溢出效应。

公正地对待这些动物并不意味着亲近它们，或者增加互惠关系的广度或深度。在可预见的未来，居民身份模式的运作都要基于谨慎的、最低限度的交往，而不是信任与亲密的合作。然而，这种较弱的关系形式仍然承载着重要的积极义务，人类不仅必须尊重边缘动物的基本权利，而且必须在决定如何设计我们的城市和建筑，以及如何管理我们的行动时考虑它们的利益。

如今，我们过分敏感于边缘动物可能为我们带来的任何风险——被吸入飞机引擎、导致交通事故、啃咬绝缘电线等。有时候我们极端地夸大威胁，特别是在疾病问题上。与此同时，我们无视自己对边缘动物造成的无数风险——汽车、电力变压设备、高层建筑与电线、玻璃窗、后院水池、杀虫剂等等。我们对动物给人类的风险采取零容忍政策的同时，完全无视我们给它们造成的风险，这是不公平的。公平要求我们在公民与居民之间平衡风险与利益。公平地分担风险会为城市和城郊发展带来重要影响，包括改变建造规则——关于位置、高度和窗户布局（以减少对鸟类的影响），修建城镇动物廊道（以便边缘动物避开公路），设置警示装置和屏障，修改杀虫剂和其他毒药（动物对它们的耐受能力常常不及人类）的使用规则。

我们需要对人类环境的变化幅度加以相应的调节。边缘动物非常容易因环境变化而受伤害，比如土地使用和农业活动的变化。有时候，逐步地实施改变就足以确保那些脆弱的动物有机会去适应或迁移。卡佩克描述了一起关于牛背鹭（一种与草场和食草动物相联系的边缘物种）的事件，非常令人震惊。在阿肯色州康威市有一片树林是8000对牛背鹭的筑巢地点。在短暂的筑巢产卵期，这个树林因开发而被铲平了，这导致了一场对鸟类的大屠杀。如果该项目工期能推延两个星期，牛背鹭就可以结束产卵期，屠杀很容易就能避免，但开发商宣称不知道那里有鸟。在这个例子中，人类和鹭的利益并不存在本质上的冲突，那些鸟只是（在物理上和伦理上）被无视了。

牛背鹭

人类对边缘动物负有的积极义务，与我们要求边缘动物履行的各种责任相对应。在共享的领土上，任何可行的共存方案都要求相互限制与相互适应。例如，就对社群中其他成员的义务而言，边缘动物同家养动物一样，也无法管理自己的繁殖。人类不需要干预边缘动物“和谁、如何、何地、何时”进行性行为，但是如果想要实现共存，我们就需要控制边缘动物的总量（通过生育控制疫苗，改善栖息地条件以允许种群的分散，以及让捕食者或竞争者重新出现等）。类似地，大多数边缘动物也无法根据其他个体的私有产权来规范自己的行动。人类还是可以通过采取控制措施来保护所有社群成员的权利，包括使用（非致命的）围栏、隔网，以及其他屏障。换言之，要切实履行对边缘动物居民的责任，人类社群就需要有切实的权利去控制其总量及其对共享空间的使用。

边缘动物无法负责任地管理自己对人类做出的行为，这就需要人类来确立一种合理调节的框架，既承认人类对安全（以及审美或其他方面）之诉求的正当性，也把人类的这种诉求与人类对动物施加的风险相权衡。在理想的解决方案中，动物不会因适应人类而陷入更糟的处境，尽管这个要求并不总能实现。有一些显而易见的解决办法，包括设置围栏、物理屏障、房屋保护措施等。也可抑制其迁入动机，例如通过噪音装置、令其厌恶（但对其无害的）的东西，或者不牵绳的狗，这些都是有效的。例如，现在有些高尔夫球场鼓励人们带着自己的伴侣狗来打球，不牵绳的狗能阻止黑雁降落在球场草坪上。免牵绳的狗公园可以建立在人类不想让边缘动物迁入的地方，例如那些容易被鹿啃食而受破坏的私人园地或公园附近。出于类似的目的，一所城市公园也许可以鼓励疣鼻天鹅入住，因为天鹅的领地意识很强。

控制边缘动物数量的措施中，最有效的是控制食物源和筑巢地点，以及提供足够大的生境网络和廊道，使自然的种群控制系统发挥作用（即种群的散布、竞争、捕食）。种群规模会随着资源的增加而增长，而人类似乎在不遗余力地为边缘动物提供食物和筑巢地点：不谨慎地储存食物和处理垃圾是主要的问题来源；在公园和花园的植物选择上考虑不周也会对其产生吸引力；而有目的地喂养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公共教育运动强调，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类行为致使边缘动物沦为“有害动物”。为了减少人类与加拿大黑雁之间的冲突，加拿大动物联盟（Animal Alliance of Canada）制作了一份很好的指南，阐述了如何重新设计城市、郊区和农业的景观，以减少黑雁的食物源、筑巢地点和安全方面的机会。

另一个非常有效的运动是由一名瑞士生物学家发起的，已经大幅减少了在诺丁汉、巴塞尔和其他欧洲城市里的鸽子数量。该运动实际上采取了一套三管齐下的策略。第一，在城市周边的地点设置一些安全、干净的鸽舍。志愿者们定期打扫鸽舍，提供干净的食物和水。实际上，这些为鸽子提供的安全场所很像老式的鸽棚。第二，教育公众不要在其他地方喂食（喜欢鸽子的人可以到指定的鸽舍喂食）。公众教育是这套策略中最具挑战性的一环，它往往要求严厉处罚一小部分仍坚持在非指定喂食点喂鸽子的人。第三个策略是控制生育。志愿者用一部分假蛋替代一定比例的鸽蛋，从而降低了繁殖率。这个项目有效地限制了鸽子的数量与出没地点，缓和了当地人类与鸽子之间的关系。这与残酷而低效的传统灭除运动（射杀、毒害、诱捕、箭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曾在其他城市导致了鸽群的增长。

这种对鸽舍谨慎选址和安排的做法，为我们指出了一种与边缘动物共存的一般策略。我们应当本着共存的精神采取积极的行动，对种群进行安置与管理，而非采取扑杀或驱逐等消极的行动。例如，城郊地区的野猫对鸟类构成致命威胁，据估计，在美国每年有1亿只鸟被猫捕杀。然而，在有郊狼的区域中，鸟的数量要远远大于没有郊狼的区域。如果有郊狼在城郊的树林和荒野斑块区游荡，那么家猫和野猫就不敢四处走动，从而使鸟类免遭捕杀。事实上，郊狼在扮演着屏障的角色，它们为猫设立的禁区其实成了鸟类的庇护所。考虑到上述种种事实，我们如何才能更好地尊重鸟类、郊狼和野猫的利益呢？一个解决方式是在城市密集地区设立猫庇护所和喂食点（就像罗马庇护所那样）。猫会被各种好处（例如食物、远离郊狼）吸引而来，其实际结果是：被猫伤害的鸟大大减少了，而被郊狼伤害的猫也减少了。

一般来说，我们所倡导的这些控制数量和边缘动物移动的策略——屏障、抑制措施、减少食物供给、生境廊道、安全区，已经被无数的研究证实远比传统方法更有效。扑杀或驱逐动物只是打开了一个缺口，而这个缺口马上会被另一些动物（常常以更多的数量）填补。一般来说，动物种群是根据食物、栖身处、繁殖机会和致死风险来进行自我管理的。如果人类增加了食物和栖身处等机会，那么动物数量就会相应增长；如果人类减少这些机会，数量就会减少；如果人类让机会保持不变而增加风险（例如，扑杀或误杀），那么自然繁殖率就会增加以填补空缺。例如，边缘黑熊的繁殖率要高于野外黑熊，这也许是因为边缘黑熊幼崽的死亡率更高（主要是路杀所致）。如果人类降低风险，那么被杀死的动物数量减少，其繁殖率会相应降低。

简言之，这是一个“你提供条件，它们就来”的境况。如果我们提供机会，边缘动物就会利用它们；如果我们限制整体机会，就可以限制它们的总数。我们也可以谨慎地控制机会的分布，从而促进和平共处。在这些例子中，我们开始看到公平的居民身份方案的轮廓，它基于以下原则：保障居留权，以及一种责任与义务对等的弱式互惠方案——包括合理的相互适应和风险最小化的规范。

3.防止污名化

在人类的情形中，居民身份的风险之一就是使居民易被污名化、被孤立和遭受伤害。虽然居民身份不应被视为一种低等或另类的标识，但是居民不像完全公民那样有能力保护自己免受这种污名化。

社会必须时刻保持警惕，以防止居民身份沦为等级制和歧视。对居民的法律保护不应只是一纸空谈，而是要由充分和平等的法律保护作为支撑。例如，在设计道路或建筑的时候，应当严格执行那些旨在减少伤害边缘动物的规定，以及针对过失致死（例如因道路事故、建筑或农业机械致死）的法律。但是同样重要的保障措施还包括：要坚持透明性、一致性，并且真诚地承认我们是如何一手造成了人类—动物冲突。某户居民为鹿设置了一个喂食器，而隔壁邻居便装上电网和稻草人以防止自己的郁金香和观赏灌木被啃咬，类似情况常常发生。有时候，一户居民既为了观鸟而为鸟设置了喂食器，同时还将喜欢捕食鸟类的家猫放养，或者装了一排会倒映树林影像的玻璃窗，吸引飞鸟来送死。

我们倾向于看到边缘动物的问题（例如，麻雀太吵、松鼠偷走鸟食、鸽子弄脏公园椅凳），同时无视我们在它们身上得到的好处（清除人类垃圾、促进树木播种、吃昆虫、为植物传播花粉、通过捕食来控制其他边缘动物数量）。而且，就像在人类的情形中一样，不道德的政客和商人常常更喜欢利用无知和恐惧来获取利益，而不是教育公众去了解共存的益处和可能性。不管怎样，人类对待边缘动物的态度总是会存在差异。有人欢迎这些动物，而且设法与它们生活在一起，享受多样性和美，以及它们为社群生活带来的其他好处，而有人对它们的态度永远不会超过基本的容忍。透明、谨慎的计划和公共教育有助于调和这些态度差异。

“摩天楼”设计效果图

我们可以基于同样的精神来规划城市，有些社区可以设置屏障、禁止喂食，从而限制边缘动物的数量；另一些区域则更欢迎边缘动物，以及乐于与它们相处的人类。我们不应低估人类的聪明才智，人们有能力去创建能容纳公民与居民、人类与动物的城市生态系统。例如，英国的利兹市开办了一年一度的野生动物友好型城市空间设计竞赛。2010年的获奖作品是一个动物“摩天楼”设计，它的目的是在都市中心地带为蝙蝠、鸟类、蝴蝶提供栖身处，同时它也适合人类居民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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