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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 | 《文体协商：翻译中的语言、文类与社会》

来源：萌宠菠菠乐园时间：2024-11-05 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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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人文学科文库

文体协商：翻译中的语言、文类与社会

张丽华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1月

导论：翻译与跨文化的文体协商（节选）

认为家乡甜蜜的人是幸福的，而四海为家者才是强大的，但把整个世界作为流放地的人才是真正完美的。

——休格（Hugh of St. Victor）

《研读三术（三）》（ Didascalicon III）

鸠摩罗什与僧睿论及佛典翻译，有一段颇具理论意味的经验之谈：

天竺国俗，甚重文藻。其宫商体韵，以入弦为善。凡觐国王，必有赞德。见佛之仪，以歌叹为尊。经中偈颂，皆其式也。但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秽也。

在鸠摩罗什看来，梵文佛经中的偈颂，与古印度极为重视音乐性的语言、文化和礼俗制度有密切关系，但经“改梵为秦”的翻译后，其体式很难在汉文中得到原原本本的呈现。这一“虽得大意，殊隔文体”的结果，成为佛典翻译中难以释怀的憾事。

鸠摩罗什之叹，千载而下，仍然不断引发译者的戚戚共鸣。1898年，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第一条即揭橥“译事三难：信、达、雅”，由此起兴，并引“什法师”的“学我者病”，来为《天演论》的翻译策略——“词句之间，时有所傎到附益，不斤斤于字比句次”，郑重辩解。1908年，苏曼殊在《文学因缘》的序言中，同样感叹梵文的“八转十罗，微妙傀琦”难以在其他语言中如实再现，并称“文章构造，各自含英，有如吾粤木棉素馨，迁地弗为良，况诗歌之美，在于节族长短之间，虑非译意所能尽也”，可谓对鸠摩罗什的旷世相感。在晚清与苏曼殊过从甚密的周作人，1918年在《新青年》发表用白话翻译的古希腊诗人Theocritus的《牧歌第十》（ Idyll .10），在译诗题记中，他同样援引“什法师”这一“翻译如嚼饭哺人”的著名论述，为自己“不及原本”“不像汉文”的口语译诗“辩解（Apologia）”。不过，在文学革命和白话文运动的语境中，周作人将翻译的这两个缺点，转换成了“真翻译”的要素；而他的这篇译作，也通过对“原本”和“汉文”的双重疏离，为现代文学锻造出了一种全新的书写文体——“直致的白话文”。

翻译中的文体“殊隔”，从与原文对等的角度看，诚为憾事，但对译文及其文化系统而言，却未尝不是一种创造的契机。佛典翻译曾对六朝文体以及此后中国文章的声律、骈散，乃至弹词、章回小说的体式皆有重大影响。鸠摩罗什虽然感叹在汉文中无法再现梵文偈颂的体式之美，但他的“有天然西域之语趣”的译品，却为六朝文学孕育出一种“中外醇化之新文体”，梁启超称赞他“不特为我思想界辟一新天地，即文学界之影响亦至巨焉”。1937年，周作人拟在北京大学开设“佛经文学”课程，其课程纲要也高度评价了鸠摩罗什引领的六朝译经文体：“汉末译文模仿诸子，别无新意味，唐代又以求信故，质胜于文，唯六朝所译，能运用当时文调，加以变化，于普通骈体散文外，造出一种新体制，其影响于后来文章者亦非浅鲜。”如果我们不是将翻译的目标仅仅设定为对原文的再造，而是——借用法国学者贝尔曼（Antoine Berman）的说法——要“在书写层面建立起同他者的某种关系，借助‘异’的力量来丰富自身”，那么，在翻译过程中因不同语言、文化和社会之间的差异而造成的文体“殊隔”，就不必视为遗憾，而恰恰可以理解为一种借助他者的力量来丰富自身的跨文化创造的契机。以《文心雕龙》《洛阳伽蓝记》为代表的六朝散文，之所以被誉为“质雅可诵”“千古独绝”，并从清代后期一直到民国时期皆备受推崇，无疑与佛典翻译对六朝文体的改造以及它所抻开的文体融合与创造的空间，有莫大关系。

晚清以降，域外文学和著述的译介，同样深刻介入了现代文学与文体的塑造。翻译不仅催生了新的思想、文化与文学观念，同时也在文体层面进行着广泛而深入的持续“写入”：从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到“欧化”的白话文，从戏剧、新诗的体式到“美文”“短篇小说”的体裁，现代文学从修辞、风格的转变到文类、体系的创生，可以说都离不开以翻译为媒介的跨文化创造。本书想要集中探讨的，正是晚清至民国时期的翻译与跨文化实践中，包括“小说”、“短篇小说”、“自由诗”、“白话文”、“自由间接引语”、“意识流”手法等在内的对现代文学起着关键作用的文体，在跨越不同文化边界时所发生的冲突、融合与变形的协商过程。

如同语言深深植根于历史与文化，文体也同样与特定社会中的文学传统、文化制度密切相连，它是形式与社会的中介物。譬如，印度佛经中的偈颂体式，即如鸠摩罗什所云，与“天竺国俗”中注重音乐性的语言以及“觐国王”与“见佛”的礼俗制度，密不可分；换言之，“偈颂”这一文体，可以说是天竺独特的文教习俗折射在佛经中的样式。因此，在翻译过程中，文体绝非一个透明的因素。翻译中的文体纠葛与协商，折射出的是不同语言和社会中的文学传统、文化制度之间深刻的历史性和结构性的差异。本书通过勘探晚清民国时期翻译与跨文化的文体协商的历史，试图以一种空间的、“横截面”的方式来呈现中国现代文学的生长及其内在机制，并希望透过文体的形式协商，来探测现代中国这一历史转型期的文化、制度与社会的深广地貌。

后记（节选）

我对文体的兴趣，大概源自某种天生的秩序感。记得小时候，每到假期我都会将一学期以来的各种测试试卷，按照科目分类，有条不紊地卷起来，并整齐地码在抽屉里。那些卷起来的试卷，其实再也没有被拆开使用过，后来随着搬家也就不知所终了。然而我知道，这种近乎无聊的分类和整理，更多地是向令人不快的充满了习题与测试的学期生活的告别，用尼采的话说，是一种对过去的“健康的遗忘”。

文体，虽然不只是将杂乱的文本装进不同的抽屉那么简单，但它显然也是分门别类地存储或者说“遗忘”文学的一种重要介质和场所。由于文体形式中通常折射着一时一地的社会习俗和文学制度，因此，文体在翻译中并非一个可以透明地传递的因素。不同的文化和社会所孕育的文体之间，可能因语言、制度和习俗的不同，而存在着不可翻译的“歧差”，且越是秩序井然、越是传统深厚的文体，其“不可译性”就越强。这本《文体协商：翻译中的语言、文类与社会》即是以晚清民国时期的文学现象为例，对文体在跨越不同语言文化边界时发生的碰撞、变形与协商所进行的个案式的探索。

我对这一话题最初的学术思考，还可追溯到北大硕士阶段在孟华教授一门课上的作业。孟老师那门课题为“形象学的理论与实践”，我期末提交的论文是《异域风景与中国情调——略析苏雪林旧体诗的法国书写》。在这篇习作中，我注意到，当苏雪林用旧体诗的形式来书写其法国游历和留学经验时，附着在这一体式上的包括意象、用典乃至前人现成诗句在内的“古旧幽灵”，会不时俯身探来，令其笔下的法国形象呈现出颇为复杂的面貌。由此我提出一个初步结论：“分析一位作家笔下异国形象的形成，除了经由文本考察历史、文化层面的‘社会集体想象’，文类本身——作为一种书写和构筑形象的‘不透明的媒介’——也值得细心关注。”这篇作业后来收入了孟老师主编的论文集《中国文学中的西方人形象》（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中，给了我很大的鼓舞，也令我对从文类/文体的角度来观察中外文学与文化的交流和碰撞念念不忘。

文体研究或者说文类研究，无论在当下的国内还是国际人文学术中，都算不上一个新潮的研究方向。柄谷行人在他那本影响深远的《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中，早已将“文类之死灭”视为现代文学的结构性特征之一。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也不例外。实际上，无论是梁启超的“诗界革命”，还是胡适的白话诗尝试，都与旧体诗的文类体式在表达异域/异质经验上极为不便有关，因此他们迫不及待地要对这一文体发动改良和“革命”。此后，现代中国文学便以打破传统文体的束缚为使命，并呈现出一马平川地跨越文体/文类界限的汪洋恣意的发展态势。在这种情境之下，再来谈论文体轨范或是文类成规，未免有些不识时务。

然而不曾想到，若干年后我的博士论文选题，兜兜转转，竟然又回到文类这个老题目上来。导师陈平原教授在否定了我的若干看似时髦的选题之后，对于我小心翼翼地提出的从文类视角重探中国现代文学起源的思路，竟然首肯了，并建议我从“短篇小说”这一具体文类入手进行探究。又过了若干年，我才意识到，这个题目本身就是陈老师对我的极大的扶携。在小说史领域深耘十多年，陈老师自然知道哪些话题是有充分探究空间和学术前景的。我的博士论文《现代中国“短篇小说”的兴起——以文类形构为视角》（北京大学，2009年）正是在这样的扶携中上路的，它从报刊媒体、文学翻译、形式创新和教育制度四个方面，探讨了“短篇小说”这一新文体在现代中国具体历史情境中的形成过程。

博士论文完成后，我对其中的若干议题，尤其是第三章提出的“文类如何翻译”的问题，仍感意犹未尽。在这一问题的延长线上，我分别撰写了《“演义”传统与清末民初白话短篇小说译介》《无声的“口语”——从〈古诗今译〉透视周作人的白话文理想》两篇论文。这两篇文章最初是为参加在巴黎索邦大学举办的“第二十届国际比较文学年会（ACLA）”（2013）和在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第四届译学新芽研讨会”（2010）所写，它们恰好从“反”“正”两方面探讨了文类/文体在跨文化翻译中的处境：前者强调中西“小说”文类的不可通约性，并呈现了清末民初小说翻译如何成为中西文体交锋的“战斗场”；后者则关注周作人“直译的文体”如何通过对原作和汉文格律的双重“疏离”，成功地扮演了在译文中再现原作意图与风格的“拱廊通道”的角色。既有负隅顽抗，也会暗通款曲，文体翻译的这一双重性，几乎是文化交流乃至一切人类交流的缩影，这令我对这一课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2013年我申请了一个教育部项目“跨文化的文类建构：以晚清民国文学翻译为例”。本书的基本架构，即承这一项目的思路发展变化而来。

在博士论文以及随后的多篇论文中，我对文体问题的讨论采用的是“文类”（genre）这一术语，这是吸收了欧美文学研究中genre studies的方法和理论的结果。然而，在研究过程中，我越来越感到“文类”这一概念的掣肘和不便利之处。其中一个令人困扰的问题是，当我们用“文类”来指称诗歌、小说、散文和戏剧时，注重的是体式的区分，而用“次级文类”来指称侦探小说、武侠小说、教育小说时，侧重的却又是题材或是主题的区分。在不同的层级之间，“文类”概念的内涵其实并不自洽。而随着研究的深入，在探讨鲁迅和废名小说文体的跨文化建构时，又逐渐触及“自由间接引语”“时空体”和“意识流”等并非“文类”概念所能统摄的范畴。因此，在拟定书稿正标题时，我重新启用了传统文学批评中的“文体”概念，并在“导论”中作了详尽界定，用 “文体”来指称包括文类、次级文类、语言、修辞、手法等一系列范畴在内的对个体表述具有轨范作用的文学结构和话语类型。而为便利起见，标题中仍然保留了“文类”这一术语，用来指称“小说”“短篇小说”这些现代文学中历史性存在的文学体裁。

这一术语上的踌躇，其实也可看作20世纪中国人文学术处境的一个缩影。2019年11月，汪晖在北大作了题为“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位置”的演讲。他在演讲中提到，20世纪中国人文学术存在一个根本的方法论问题，即我们叙述历史的新概念很少是原生性的范畴，如“民族”“政党”“统治”等，它们基本来自翻译；而用这些概念来叙述20世纪的历史，则会不可避免地造成“表述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之间的矛盾。在这个意义上，如何找到准确叙述自身历史的基本概念，成为当代中国人文学术面临的巨大挑战。实际上，自晚清西学东渐以来，我们的学术用语中就已经很难有所谓不受翻译“污染”的“原生性”范畴了。譬如在文学研究领域，无论是“文学”“小说”还是 “文体”概念本身，无不在其原有含义的基础上，经历了一轮西方概念（如literature，novel，style）的叠加、浸染甚至是替代。这一概念史的变迁，本身就构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与思想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们无法将其翻译的含义剥离出去，能做的只能是尽量厘清其语义变化的历史，并在古今中外之间进行一种临时性的再 “翻译”和再阐释。

2005年12月我曾以博士生身份赴海德堡大学汉学系进行了为期一年半的联合培养，2009年7月博士毕业后，又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从事了两年博士后研究。尽管我的本科、硕士和博士都在北大就读，2011年又有幸回到母校任教，与北大的学缘关系颇为深厚，但这两次异国的访学和研究，却让我在学术上经历了不小的“异域的考验”。这一学术上的“异域”，不仅有语言的不同，还有方法、立场的迥异以及背后预期读者和评价体系的天差地别。原先在北大不假思索地认同甚至是迷恋的传统，在异质的学术体系和文化面前，不再理所当然，也不再被视为重要，这一度令我产生抗拒并陷入迷茫，但也迫使我用一种全新的眼光来审视自我，甚至是重新建构自我。

我在海德堡大学的导师瓦格纳教授，是一位坚定的世界主义者。他不仅破除了我的“执迷于中国”的偏见，对于德语，他也毫不留情地宣布为一种“少数民族语言”，并鼓励我用英语去拥抱更广阔的世界。我日后对于跨文化研究的兴趣，以及对现代文学研究传统的不断反思，从瓦格纳教授这里得到了极大的启发，并且还将持续不断地获得滋养。毕业后到了新加坡，博士后导师王宏志教授正不遗余力地与多个大学和研究机构合作推动翻译史研究。我从王宏志老师这里获得的，不仅是翻译史的具体研究方法，还有一种颇为难得的学术共同体上的呼应和支持。

翻译，如斯坦纳所说，包含了全部的人类理解，它不仅存在于语际之间，也存在于古今之间，甚至存在于男女之间。只要我们想要在不同中寻求理解、寻求阐释，即包含了必不可少的翻译。尽管在外访学时间并不长，但回到北大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的学术研究从问题意识、方法理论到对话对象，仍然处于一种在不同学术体系中寻求“翻译”的状态。老实说，这并不是一种舒服的状态，因为好的“翻译”，必定包含了对“他者”的抵抗以及相同程度的对“自我”的疏离，在找到那个微弱而微妙的“非同一的对等”之前，必须在相当长时间里忍受精神上的“流离失所”。目前这本《文体协商：翻译中的语言、文类与社会》，可以说正是我的这一学术“流放”的结果，它既有访学过程中所汲取的异域学术养分，也包含了我在一种如霍米·巴巴所说的“两者之间（Inbetweenness）”艰难探索自我的历程。

本书除“导论”外，其余章节均曾以论文形式在各学术期刊发表。收入本书时，我又进行了不同程度的修订，有的章节（如关于《狂人日记》的第四章）则是重写。论文修订要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宣战，常常是一种苦差事。不过，在修改关于废名小说的一章时，当我将此前用“文字禅”一词来大致描述的废名文体的诗性特征，借助雅各布森的理论，最终表述为“废名的小说文体连同他所阐释的晚唐诗学，也可以说是将筛选轴（垂直轴）上的词语和意象投射到组合轴（水平轴）上，并在组合轴上翩翩起舞”，则真是一个灵光闪耀的时刻。这一刻，不仅有着中西会通的欣喜，更有着“昨日之我”得以完成的愉悦，它足以驱散论文写作中所有的艰辛与疲惫。

疫情三年，身边随时都可能竖起各种各样的围墙，有形的、无形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所居住的清华大学家属区被从主校园里隔离了出去，可供孩子活动的场所只剩下了胜因院及其周边。胜因院是林徽因曾参与设计的清华教工住宅，这是家属区的一方“净土”。在那些精致但不事张扬的建筑与园林中，看着孩子们照常嬉戏，总算是绝望中透出的一点微光。本雅明在他那篇著名的《译作者的任务》中说：“句子是墙，直译是拱廊。”在这个高墙林立的时代，在难以获得如查尔斯·泰勒所说的使对话性得以成立的“重要性视野”之际，翻译或许也是那个能够凿开门洞、在拱廊里透出微光的所在。谨以此书纪念疫情的结束，我们周围的隔离之“墙”终于涣然冰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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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贾晰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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